BOB体育近期，知名早教机构“金宝贝”突然关闭南京多家门店，家长退费难引发关注的同时，红星资本局注意到，一则有关“职业闭店人”的讨论也成了热门话题。

　　在社交平台上，有消费者质疑金宝贝南京闭店背后，是由“职业闭店人”操盘。并总结了“职业闭店人”的套路：更换法定代表人、减少注册资金、搞活动促销收费、突然宣布关店。

　　3月26日，处理过“收尾”工作的王先生（化名）告诉红星资本局，职业闭店人早已是公开的秘密。此外，红星资本局以“教培转让”为由，在社交平台上联系到一位自称“有300家校区低成本闭店经验”的人士，对方表示，服务过不少知名机构“闭店”，可以让机构老板“安全落地”。

　　3月28日，红星资本局致电金宝贝南京关联公司，其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。

　　3月19日，金宝贝南京3家门店突然同时关闭，在“致家长书”中，金宝贝运营方的解释是经营举步维艰，所以暂停教学，寻求新的资方和资金入驻。突然闭店后，不少家长都面临着转课和退费的难题。

　　不只是南京，从去年开始，上海、深圳多地金宝贝门店也突然关闭，引发消费者投诉。据证券时报报道，高峰期，金宝贝在上海拥有超过30家门店，门店相继关闭后，目前，金宝贝中国官网上，上海门店仅剩9家。

　　闭店风波引发关注的同时，社交平台上，有消费者质疑金宝贝闭店背后，是由“职业闭店人”操盘。并总结了“职业闭店人”的套路：更换法定代表人、减少注册资金、搞活动促销收费、突然宣布关店。

　　在上述质疑中，有消费者提出金宝贝多地闭店的动作，都与“职业闭店人”的套路类似。如据九派财经报道，金宝贝上海闭店风波后，在家长密集提起诉讼的1月份，金宝贝集团北京、上海、天津的三家子公司几乎同时更换法人。

　　此外，金宝贝还被指不少门店关闭前仍在促销。据现代快报，一位金宝贝南京的家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有家长一节课都没上，闭店前夕的3月17日，销售还正常向家长推销课包。

　　截至目前，尚无证据表明金宝贝多地门店闭店背后由“职业闭店人”操作，但有关“职业闭店人”的讨论仍引发不少关注。

　　“职业闭店人早已是公开的秘密”，3月26日，王先生告诉红星资本局，他曾作为公司的财务代表参与了部分加盟项目的“收尾”工作。

　　红星资本局以“教培转让”为由，在社交平台上联系到一位自称“有300家校区低成本闭店经验”的人士，对方表示，可以提供机构对接、学员安置、部门协调等服务，收费为债务的5%-12%。

　　从上述交谈中，该人士自称，2019年至今“服务”过数百家教培机构，其中不乏知名连锁品牌。甚至表示，可以让机构老板“安全落地”，提供法定代表人代持服务。

　　在其个人账号中，有短视频介绍闭店流程：“第一步是清算机构的未消费课时，这时候不要着急通知学员，要做足准备，第二步是联络校区周边的培训机构，以低价转让学员的未消课时，第三步是向有关部门报备，第四步是与学员进行沟通，第五步与物业沟通”，最后还表示自己有专业团队。

　　不止教培行业，王先生告诉红星资本局，“职业闭店”这种操作一般集中在高毛利行业 ，如美容美发、整形健身、快消加盟等，这些行业均有预付费机制。

　　据王先生介绍，“职业闭店”的说法其实并不准确，业内人称之为“关门狗”。他们会在在商家加盟最高峰时期就介入，接管销售业务，到大量关门前，会进行更改股权比例、更换法定代表人、转移流水等操作，甚至在真正闭店前，还会不断搞活动促销，给消费者一种营业正常的假象，再次“收割”消费者。

　　王先生称，“关门狗”分工很明确，前段“收”，收背债人收项目；中段“做”，销售、营销宣传、财务管理甚至法律咨询；后段有“通”，做假账、转账、甚至背债打官司等等。

　　“职业闭店人的模式是游走在法律边缘”，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、中消协律师胡钢向红星资本局表示。

　　此前也有“职业闭店”的操作受到法律制裁。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，某东部城市医美机构在倒闭前先更换了法人代表，随后又做了一次预售。消费者在掌握前任老板和“闭店团队”之间利益往来的线索和证据后，选择向公安机关报案。随后相关部门又顺藤摸瓜，抓到了从事安全闭店的中间人及若干团伙。经查实，新换法人代表为偏远地区老者，系身份证被盗用。该案件被定性为刑事案件，医美机构前任老板以及闭店团伙均获刑。

　　消费者应该如何辨别“职业闭店”？胡律师和王先生均提到，消费者可以及时关注商家的经营情况，如股东是否明确、有没有相关的行政处罚和法律纠纷，近期法定代表人是否有变化等。此外，王先生也提醒，当商家的预充值、预付费优惠活动明显偏离正常情况时，就需要格外留心，不要被促销冲昏了头脑。

　　红星资本局注意到，3月15日，国务院颁布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，自2024年7月1日起施行。胡律师介绍到，该条例其重点提到了预付式消费。

　　王先生也在设想，如遇到上述情况，消费者与商家维权成本高、难度大，再加上许多消费者充值金额不高，也很难去支撑长时间的司法途径维权。所以建议相关部门可以联合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、市场监管部门等，是否可以为消费者做集中代理诉讼。

　　对此，胡律师提出，目前已经有集体诉讼的方式，能够快速的、有效的、一揽子的解决涉及众多消费者要纠纷的这类案件，大幅降低消费者维权的总成本，节约司法资源，最终形成一个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。

　　经济日报曾在2022年11月报道过这样一个案例：2021年5月，重庆市一家艺术培训机构突然停业，且拒不退还剩余的课时费，引发上百名家长集体向有关部门反映。重庆市黔江区市、区两级消委会经过分析研判后认为，沄晗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石某某涉嫌转移公司资产、恶意“卷款跑路”，可以通过支持消费者集体诉讼的方式要求该公司承担违约责任、履行退款义务。